1927年秋到1928年夏发生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从一些无原则的纠纷开始，被人为地发展成一个政治事件，不但波及各学校的领导、联共(布)中央监委、当时在那里的中共代表团、共产国际，一直惊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最高领导，最后由联共(布)中央监委直接出面干预并作出明确的决议。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决议并未得到尊重和执行。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和中共党内领导的“左”倾错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中，留在苏联的继续受到政治迫害，回到国内的则成为王明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其实，所谓“浙江同乡会”是根本不存在的。

首先，从几十份署名或者不署名的用来作证的告密信看，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浙江同乡会”的存在。

其次，1928年6月5日向忠发和苏兆征代表中国代表团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也没有拿出任何确凿的证据说明这个组织的存在。8月3日，雅罗斯拉夫斯基质询米夫：“你认定在中大有互助会的组织吗?”米夫答称“我不肯定”。8月17日，就连坚持不同意撤销这个案件并参与处理这一事件的苏兆征和周恩来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也只是要求对陆贻松致周策、胡士杰、朱茂榛的信，周策致胡士杰和刘仁寿等人的信进行核实，因为这是能够证明该组织存在的“严肃的文件”。但是他们承认，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多月，“这个组织到底是有还是无，谁也不知道”。还承认“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这个组织和国民党、第三党及反对派的联系。米夫本人6月在中大讲话时也矢口否认了“江浙同乡会”组织的存在。

第三，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在前面所引的《报告大纲》中，他明确指出，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对这些中国学生提出来的罪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和第三党或国民党的关系，最主要的证据就是蒋经国收到家里的汇款问题，许多揭发材料都说蒋经国和他父亲之间依然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家里先后给他寄款达六次之多，总计从那里领得1000多美元的款项。为了了解这方面的事实，雅罗斯拉夫斯基把蒋经国等人找到联共(布)中央监委单独谈话，他们全都否认同第三党和国民党右派有任何联系。蒋经国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说到，他的母亲确实给他寄过300元钱，但这是在1927年他同自己的父亲蒋介石的关系破裂之前的事，他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政治意义。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报告大纲》中指出，“关于这个会的组织上之存在是绝对没有确实证明的，也更无材料可以证明它现在仍然存在”。“我敢断定，谁也没有看见章程，章程是没有的……这些同志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许多材料所“根据的都不是事实，而是猜想、谣言和不正确的报告”。他甚至激动地质问道：有人说，“江浙同乡会”的组织机构比中共都健全，“根据在哪里?一点都没有!”最后他还气愤地加了一个“附注”说：中国人动则用“同蒋介石有关系”来骂反对他的人，“应当用党的名义宣布停止这些事，不论是哪一派的同志，他都要对党负有严格的责任”。